高调隐居：中国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

    隐居，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逃出水泥森林，融于山水之间。人人都在穷忙时，清静的自由和富足的闲暇，就成了奢侈品。依山傍水，别墅园林，悠游岁月，是城市精英形而上的向往，是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有能力为隐居者提供去处，以西式现代品质还原东方自然格调。当代隐居者在城市与山水间穿梭，也在名利与自由间两难。

　　城市仍是大本营，但隐居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个人价值观进化中的一环。第一批隐居者以成功人士身份出现，或小住，或禅修，或参加心灵修炼课程，体会隐居的感觉。

　　隐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能力。身体隐居了，心仍是活络的。手机已经关了，身份还在招摇——他们的隐居很高调。

　　高调隐居的中国悖论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从怀抱“孔明心态”、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

　　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在南宋诗人陆放翁看来，要想做真隐士，是不应该存活于世上，那些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隐士、高士、处士，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不是“真隐”而是“假隐”。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这群主要由文人组成的隐士集团，或怀抱“孔明心态”，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才勉为其难出山，以济困解厄；或怀抱“终南山心态”，虽然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却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者登门拜访。

　　归隐自然、超尘脱俗、隐逸、清高等已成为中国人普遍崇仰的“人生哲学”。然而，“终南捷径”却又成为一种隐士追求名利以退为进的手段。“文人出路狭窄，热衷做官，做不成官，自称‘布衣’，以布衣傲人。这是多么矛盾、荒谬又虚伪的事。中国社会文化之虚伪，且习以为常，此是一例。”(台湾作家何怀硕语)

　　中国隐士：一群隐君子，一群伪君子？

　　隐士不是种职业。隐士是逃离社会，努力要成为名符其实“个人”的一种人。

　　在西方，除了宗教修道之外，只有像梭罗、史怀哲、罗伯特·拉克斯等少数特立独行的隐士，“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而在中国，隐士却是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标志与人格向往，往往是“社会精英”，《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作者、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这样向他的美国朋友介绍中国隐士，“他们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

　　“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不是孔孟，不是老庄，是隐士。”(南怀瑾《<庄子>讲记》)

　　人数接近百万的中国隐士，常常是政治的异见者，他们总是与社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葛之中。在多数记载中，上古时期拒受禅让的许由和巢父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隐士；继而，商代遗民伯夷、叔齐为守节不食周粟，成为史上最牛的隐士；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也见到许多对政治灰心、悄然退避的隐士：接舆、长沮、晨门、荷条丈人等；再是鬼谷子和诸葛亮，文人士大夫陶渊明、王维；再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竹林七贤”，明清三大学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再到曹雪芹、郑板桥、蒲松龄。

　　他们或许是厌离俗尘的无名隐者，或是志慕仙佛的修道者，或是筑庐读书著述者，或是结炉炼汞服丹者，或是终身不仕者，或是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功成身退者……他们各取所需选择了“义隐”、“时隐”、“朝隐”、“酒隐”、“学隐”、“道隐”与“佛隐”的隐逸方式，却又一致与方士、田园诗、山水画、茶道、医药、园林、农学、奇行与变态脱不开干系。

　　何怀硕曾这样分析中国隐士的主要成因：外国隐士，不一定是“读书人”(这在古代中国称“士”，现代叫“知识分子”)，但中国的隐士必来自读书人，即文人。中国文人，不做官时为“士”，做了官便称“仕”。文人的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仕途是一条积极奋进之路，但是僧多粥少，能当官者少，自然失意者多。所以有三种“布衣”：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做不成官；或者已入仕途，却因为受到挫折、诽谤、陷害而被迫放弃这条路；或者因政治黑暗，纲纪荡然，道德沦丧，日月倾颓，天下无道而不愿、不屑做官。上述三种人，尤其前两种，大都走向消极遁世之路，成为“隐士”。

　　而隐士又有这样的类别：一类为绝对隐居，独自修行，不涉红尘；一类是在悟道前隐居清修，悟道后入世教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如诸葛亮、虚云大师；一类隐于城市，和光同尘；一类是当国有难，出世救万民于水火，功成遂退，退隐泉林；还有一类，是以隐为名，以隐求名，以名博官，所谓“终南捷径”，已经算不得真正的隐士。

　　中国社会之矛盾、荒谬与虚伪，在中国隐士文化中极其典型。

　　南怀瑾在《<庄子>讲记》就讲到过这样的例子。满清入关后，康熙想尽办法网罗退隐的“遗老”，于是，在康熙到乾隆的100年间，科举中特设有“博学鸿词科”，对退隐的“遗老”特别恩宠，马马虎虎报个名考一下，就给很好的官位，许多隐士禁不住诱惑参加“博学鸿词科”首考，如愿以偿。有人便写下一首讽刺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博学鸿词科”再考，考场人满为患，后去的还被推到门外去，有人于是又写了一首诗来挖苦：“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高调隐居的矛盾共同体

　　放到今天，高调隐居也是个矛盾共同体。

　　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上班打卡的工薪族，虽然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隐居”，却也会在家里挂一两幅仿制的“山水画”，在办公桌案头上摆一个迷你盆景，上面缀以陶制的一椽小茅屋，或者一二渔樵在“山林”之间，引发“悠然见南山”的神往。

　　在红尘中争名夺利的官僚商贾、社会精英，时不时便会玩突然“失踪”，以“抱歉，你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为荣，以和穷人、俗人住在一块为耻，“高调”隐居之外，他们还喜欢在自己的别墅里造造园林、假山、草堂和山房，种上一垄竹子，放几块湖石，以满足归隐山林的雅兴，附庸“高人逸士”之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