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无疑是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浪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商人。

　　史玉柱不带手表，也不用手机，烟不离手。红色T恤搭配白色运动裤，他甚至在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那一刻也是一身运动装扮，而不是西装。有人认为这是史玉柱已经无所顾忌的表现。但史玉柱本人的解释是，他仅仅是觉得舒服，正像他每次都会选择剃光头一样。

　　他的副总裁汤敏回忆自己在1992年第一次见到史玉柱时的情形：史玉柱也是突然走到她面前，“他很瘦，非常瘦，穿着黑色西装和喇叭裤，戴着蛤蟆眼镜，头发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上面烫卷，下面直发发型。我坐在那儿没动，我没想到他是老板。他就站在那儿，我发现他在盯着我看，我就去看他，结果当时他的脸一下就红了，然后不断地用手去推眼镜。他说你是汤敏吗？我说是。他说我是史玉柱。我赶紧站起来，说不好意思。“那感觉就像是我在面试他一样”，“他像大学生一样腼腆”。

　　十年前的史玉柱一定认不出十年后的史玉柱，汤敏也不能。2002年，在离开史玉柱团队三年多之后，汤敏重新回来。她在电梯里碰到一个男人，光头，大衣裹着瘦高的身躯。“我愣了下，没认出来，老史怎么形象变了。”

　　这种形象的转变都可以归因于史玉柱第一次创业的失败，那次著名的失败也被很多人谈论。直到今天他仍然对那种痛苦记忆犹新。失败在他内心身处留下的巨大阴影，他或许从未能走出过。即使今天，他已经成为以擅长发现市场机会并从中获利而闻名的“史大仙”。

　　失败带来的是史玉柱公众形象上的巨大转变，他突然从全中国最著名的青年企业家变得一文不名。一时之间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出现在媒体上，投诉巨人如何欠款不还，这个案例后来被作家吴晓波写入《大败局》。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三千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当莫尼卡·兰利看到桑迪·韦尔在2002年被评为世界最佳CEO，台下的美国精英们——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大公司的总裁和政治家——开始热烈鼓掌时，他不禁想到，在桑迪·韦尔刚刚进入华尔街或者刚刚从世通出局时，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会评选桑迪·韦尔为“最不可能成功之人”。时间总是嘲弄着大众的判断力。大多数人始终难以分辨清楚，一个人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获取让人艳羡的名声、权力与金钱，究竟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某个合适时间的合适地点，还是他身上的确有某种特质驱使他必然卓尔不群。

　　很显然，史玉柱正属于那种具备强大自我驱动力的人。这种人在战争时期可能会成为一呼百应的将军，在一个开放社会可能会成为善于蛊惑人心的政治家，或者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宗教领袖，在一个崇尚商业的年代则会是善于捕获金钱的商人。他能够成为异端，也能够成为英雄，关键在于舆论如何看待他采取的方式。

　　史玉柱则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做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将三十年的中国同19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逼迫破产的小油田主。复仇的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史玉柱说自己目前的生活非常平静，他没有什么不满意：他每天凌晨睡觉，下午起床，如果公司有事情就在三点左右到达公司，如果没有事情根本不去。他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玩游戏上，他总是说自己将工作和兴趣结合得很好。他几乎从不出门，也很少见除了同事之外的人。

　　“他非常不懂生活”，一个长期跟随史玉柱的员工说，“我觉得他的双重性格很强，我记得他是处女座，他的两面性表现在工作和生活中，工作中他是一个奇才和天才，在生活里，他不太会生活，跟人交际或者沟通，他实在不行。”